更新时间: 浏览次数:48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云和县木制玩具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王长荣表示,截至目前,云和已系统开发老年木玩产品1000多款,在中国130余家养老服务机构引入或设置木玩活动室。眼下,该县着力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木玩企业,加大对老年用品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为更多老年木玩产品“出海”提供支持。
今年3月3日,深圳更是连续发布四份文件,事关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其中两份与人工智能产业直接相关,即《深圳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6年)》《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2026年)》(下称《行动计划》)。
本案是针对尚未建立分子标记检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特定作物探索运用MNP标记法进行鉴定的典型案例。二审判决对特定作物的鉴定方法和鉴定机构进行了严格审查,并基于鉴定方法的科学性与可重复性,认定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诉侵权种苗与授权品种具有同一性的证据,避免特定作物品种权因缺乏鉴定标准而影响获得司法保护和救济。本案为植物新品种同一性鉴定中MNP标记法的运用和司法审查提供了参考范例。
在本项研究中,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Zetian Yang和Michael A. Long研究了鹦鹉和鸣禽(斑胸草雀,与虎皮鹦鹉相比发声学习能力有限)的神经记录,以揭示大脑如何编码发声。他们发现,这两种鸟用不同的脑区控制发声。其中,虎皮鹦鹉用前弓状皮质的中央核,它经脑干连接鸟的鸣管(鸟的发声器官),从而产生多种不同发声。
“因为我们的菌菇新鲜美味,所以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我们的菌菇还销往了南昌、赣州等地,市场前景广阔。”据华坊村党支部书记莫映平介绍,菌菇基地采用“村集体+企业”的经营分红模式,不仅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增长,还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2025年企业还将投资3000万元用于新建食用菌初加工基地和80个食用菌种植大棚,延长菌菇产业链的同时还可以为附近村民提供50个就业岗位。”
在对粮食的运力保障上,国铁沈阳局组织调度所科学高效编制粮食装车日计划,并采取优先安排去向、优先配备空车、优先组织装车、优先挂运放行的“四优先”措施,24小时动态掌握粮食企业运输需求,随时作出运力调整,确保粮食流通顺畅。
木制玩具是云和的传统产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过去,当地的木玩产品以儿童玩具为主,“童话云和”也由此得名。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追逐新潮的“银发族”越来越多,看好银发经济的云和木玩企业纷纷投身新赛道。
十二届四川省委科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多个重要议题,包括“学习中央科技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省委科技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球场上,两队球员默契配合,比分交替上升,精彩进球接连不断;球场下,观众叫好声、欢呼声、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这样的场景是重庆渝高体育中心的“活力日常”。
此前的2月20日,在短剧频道开启一个月之际,澎湃联合上海戏剧学院、同济大学、上海电影艺术学院等高校推出与澎湃派生万物大模型和deepseek共创的“微剧评”栏目,试图为短剧文艺评论提供新视角和解析。这也是澎湃新闻在AIGC时代对微短剧艺术引导和评论体系构建的创新实践。
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黄伊琳表示,今年澳门会展业发展将更着重提质增效,力争吸引更多国际会展客商来澳参展参会、策展办会,持续提升会展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也将继续通过区域合作,包括推动澳门以及葡语国家企业参加广交会等,进一步实现大湾区会展合作共同发展。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